孙和两个女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悲剧。但在法律层面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是明确而正确的。2023年12月22日，山东高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孙死刑判决。
三年前的2020年4月26日晚，孙和丈夫孙带着两个8岁的双胞胎女儿服药自杀。两天后，一家四口被发现，最后只有孙活了下来。
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孙试图解释:婚后，她和丈夫渐渐疏远，为婆家的几亩荒地闹翻。最后他们承受不了经济压力，又怕两个孩子受到冷遇，于是夫妻二人同意带着孩子自杀。
事发近一年后，的母亲孙自杀身亡。
旧仇未了，新仇又添。两家在村里和法庭上展开了拉锯战。孙的家人想方设法花钱维持生命，但孙的家人因种种原因没有出具谅解书。
这对夫妇的亲属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对悲剧负有责任。
最后的晚餐
2020年6月11日，在潍坊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了近两个月的孙醒来，第一次被警方询问。
据她供述，悲剧要追溯到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
她的丈夫孙从潍坊市寒亭区无纺布厂下班，走出厂门，步行回家。他家在前朱里村308国道往南不到100米，院子里都能听到重型卡车碾过马路的隆隆声。
像往常一样，孙回家后向她抱怨说，他在工厂不愉快，与工人的关系不好。
听了太多次后，孙已经心烦意乱了。
八年前，21岁的孙和23岁的孙结婚。随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生活很快变得越来越艰难。
村支书、雇主、工人都知道，小两口经常吵架，甚至分居。孙不止一次向朋友抱怨她的婚姻不如意。为了抚养女儿，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
但2019年11月的那个晚上，孙对孙说:“我真的活够了，死了也就算了。”
“好的。”孙给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对于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双胞胎女儿，同意“分一杯羹”。
起初，他们试图烧炭。2019年12月17日，孙在网上搜索“如何烧炭自杀”。
2020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孙准备了煤，孙点燃了炭炉，搬进了卧室。她关上门窗，和两个女儿一起躺在床上。
不知什么原因，深夜，孙悄悄把的炭炉搬了出来。
孙也考虑过在饮酒前服用头孢菌素，但酒和药的摄入比例不容易计算。她想起自己的母亲王秀琴，去年春节的时候，已经吞药A自杀了。
她将药品的名称记为N，但却错误地找到了合适的替代品。两者都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她诉称，在孙的默许下，她先后购买了20瓶药品。但他们从未付诸行动。
自从2019年底从纺织厂辞职后，孙就不再工作，在家照顾在网上学习的孩子。
2020年2月底，她宣布在网上开了一家买手店，然后在家里开了一个角落，摆上衣架和圆形试衣台，频繁发视频推广。3月底，她还邀请了3个朋友来家里试穿她选的100元以内的便宜衣服。
今年4月，孙报名参加了经营网店的课程。一个女装供应商加了她，指出她的淘宝店条件不好。孙在微信上解释，“(网店)是好几年前开的，最近刚开，就没人管了。”
4月12日，她的拼多多店开业，订单陆续下了。第二天，她用胳膊送来了七件衣服。
2020年4月26日下午6点20分，孙到村里的一家小饭馆去买他们最后的晚餐食物——乐和，这是潍坊的一种用鸡汤炖的面食，配以香椿和肉丸。面条劲道，肉香醇厚。在后来的尸检中，孙和他的两个女儿肚子里还有未消化的和声。
那天晚上。孙乐书向他发出邀请:“差不多了，都准备好了。”
孙陶珍回应道:“好吧，我们一起去。”
夫妻分居后，孙住在自家院子外的一间小房子里。(南方周末记者陈一凡/图)“一开始就错了”后来，这对夫妇的亲戚恢复了婚姻，试图寻找悲剧的迹象。他们都说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然而2011年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2010年，22岁的孙在一个亲戚的婚礼上认识了20岁的孙。她身材高挑匀称，皮肤白皙，面容姣好，低头一看就是港星。在她自己的带货视频里，她杏眼明亮，鼻子挺直，说话含蓄，语气柔和。
被村民评价为“内向害羞”“相貌平平”的老实人孙陶珍，平日里盯着脚尖走路，对她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他们和村里大多数“90后”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他们初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搬到了村子附近的工厂。
“风筝都”的美誉往往让人忽略了潍坊发达的制造业。在孙和孙长大的前朱李村，有66家纺织厂和22家机械加工厂，招工广告随处可见。
巧合的是，两家隔着一条308国道，孙的家在国道的南边，而她家在北边，也就是步行2分钟的路程。他们也很适合对方，经济情况也差不多。两家的房子几乎一样大，甚至房间数量也差不多。
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每天开车送孙上下班，送饭给她。那是难得的快乐时光，连王秀琴都说“我是婆婆羡慕的对象。”
至少在那个时候，孙和他的父母认为，做一个好人是难得的。
就像地里的庄稼会按时发芽一样，恋爱一年就该结婚了。
婚礼定于2011年7月举行。当天，身穿短袖白衬衫、胸前别着红色翻领的孙爬上了一棵开着玫瑰花的树。他眉毛和眼睛都是直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后来，他私下告诉他的妹夫孙，他很满意能得到一个漂亮又能干的儿媳妇。
起初，孙觉得这个妹夫胆小，因为妹妹被几个小男孩欺负时，孙不但不打，还想把她带走。后来，孙得知孙会发脾气，有时还会打孙。
他们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一罐奶粉三四百元，两个孩子的奶粉还得按盒买。到了上学年龄，孙就把孩子送到私立双语学校，一年的学费是16000元。
孙只能向家人求助。王秀琴把钱给了孙，被孙打了两次。孙家门口有一面大镜子，正对着里屋。他刚一开门，孙在里面的就听到了动静，赶紧把钱放进了口袋。
多年来，除了帮女儿缴纳社保，案发前，王秀琴还继续给孙近10万元。孙也向孙借过钱，最后两次分别是5000元和1000元。
双方亲属都认为婚姻失败应该是对方的责任。
孙的亲戚几次撞见孙翘班上网，认为他不务正业，赚不到钱。孙的家人说，是孙花了好多钱不肯活了。"自从她结婚后，家就不再像家了。"
孙带着两个孩子一度想与离婚。但周围人劝她，一旦离婚，她无法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不得不面对村里的闲言碎语。王秀琴对女儿说:“你走了会累死的。不管他有多坏，你想拉多少就拉多少。”
但是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似乎没有和好的可能。他们开始分开，并怀疑对方的忠诚。孙的绯闻让孙很生气，孙还在孙的口袋里发现了避孕套。
根据孙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事发前两天晚上，孙给她看了一个人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的录像。孙陶珍笑着对她说:“看，你很快就会变成这样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死。”
2020年4月26日19时，潍坊夜间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略低，平均只有6.5摄氏度。
在客厅里，孙撕开了为自己准备的五瓶N个药箱，扔掉了外包装。每瓶含100个黄色小圆片，无臭无味，每片剂量为25毫克。
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最常用的处方药之一，只能凭执业医师的处方购买。她在网上找人写了一个互联网医院的处方，在网上买了20瓶，分三次。
2020年2月29日，她第一次买了10瓶药，拍了照片发给孙，孙让她再买。3月19日，她又订购了5瓶。拿到药后，她担心孩子太小咽不下药片，就用大蒜研钵把10瓶药片磨成粉末。
但她说孙又让她去买药了。
4月18日，孙又买了5瓶N..拿到快递后，她把药给孙说:“我买药了。”孙陶珍什么也没说，拿着药走了。
孙找到工厂老板，说他家里有事，想请三个月的假。
老板说，他觉得可疑，因为孙过去常常请假，通常是两天左右。时间长了，连理由都不清楚，最后只批了20天。
4月26日19时47分，孙离家北上，在无纺布厂附近扔垃圾。
回国后，他去了他母亲刘家。平日里，两个孩子吃住都和奶奶在一起。他告诉刘他们第二天要去泰山玩，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去睡觉。
刘也问他，“你刚从泰山回来，为什么又要出去玩？”在此之前，她问孙为什么不去上班，他只是支支吾吾，“我去。”
孙从梳妆柜里拿出两瓶事先准备好的芋头奶茶和N粉。她打开奶茶，往每个杯子里倒了两瓶N粉，冲进热水，端给两个女儿。
她说，“喝了它。”两个女儿都很听话。他们什么也没问，就直接喝了。孙只是看着，没说话。
孩子们没有喝完。她说，“去睡觉”。接着，孙也进了西侧的卧室，用一罐桃子啤酒吞下了5瓶N药丸。
她躺在两个孩子中间，一手抱着一个，心想“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死吧”。
没有人知道孙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服用这种药的。他死前录制的最后一段视频显示，案发当晚20时08分，他走出西门，再次带着垃圾来到院子北面的垃圾桶。两分钟后，他走了回来。后来警察在垃圾袋里发现了4个N药瓶和2个青岛啤酒空罐。
一审法院认为，现场没有打斗迹象，一个成年健康男子很难非自愿服下五瓶药。
事发时，曾去过孙家门口。
当晚19时许，他将车停在孙东门。他想让孙乐书给他做一份烤肉。大门口的灯亮着，所以医院里什么都听不到。他刚要开门，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找他，他就走了。
夜幕笼罩了华北平原。
n开始工作。它们沿着食道进入胃肠道，逐渐溶解在胃酸和其他消化液中，然后由血液输送到人体各个部位，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风暴。
从医学角度看，N的日最大剂量是900 mg，孙一家几乎每个人的摄入量都在10倍以上。
过量摄入n会使人出现意识障碍，甚至昏迷。还会刺激唾液和呼吸腺的分泌，分泌物会聚集在口中。处于昏迷状态的人可能会无意识地吸入它，这会导致肺损伤，甚至呼吸衰竭。
当过量的N到达心脏时，心脏收缩和舒张的节奏也是混乱的，就像乐队突然停止演奏，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样。
"上述特征与中毒体征的变化相一致."法医在孙及其两个女儿的尸检报告中指出。
两天后，早上七八点钟，孙的父亲接到了学校的电话:两个孙女连续两天缺席网络课，父母失联。
他走进孙的院子，嘴里嘟囔着“几点了？”他走进客厅，推开卧室门，看到地上躺着两个大人，床上躺着两个孩子。
经过抢救，只有孙活了下来。
屋檐下，院子里斜拉的铁丝上还挂着孩子们的春装。
孙家后面的荒地是孙与矛盾的导火索。(南方周末记者陈一凡/图)死仇在过去的四年里，王秀琴明显变老了。
她的眼睛凹陷，由于过度悲伤导致的失眠，眼睑发黑，头发花白。她不再往孙家的方向走，也不敢去经常给孙女买零食的超市。她经常跟身边的人说，他们离婚的时候，只要让女儿离开就行了。
孙结婚后，她的卧室被重新布置成父母的房间，大堂里新种了两盆菊花，一白一黄。
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她的踪迹了。连手机里的聊天记录都被王秀琴抹掉了。她不敢再看。
孙的父亲不再喝酒和打牌，他开始在工厂工作，以维持家庭开支。
为孙打官司的重任落在了1997年出生的孙身上。他换了一份更忙、更赚钱的工作。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在这期间选择了分手。
谋杀案发生近一年后，另一场悲剧发生了。2021年3月25日，孙的母亲刘在自家院子里服毒自杀。
孙的家里，只剩下他的妹妹了。
在一审庭审中，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要求严惩时，也考虑到了孙母亲的死亡。“本案的发生，导致孙的母亲精神压力难以承受，造成了连环自杀的严重后果。”
孙家的门的钥匙孔已经焊死了，门上长满了杂草。几年前贴的春联只掉了一半，红纸褪成了白色，院内的干草有一人高。
2022年1月28日，春节前4天，案发近两年后，潍坊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孙不敢相信这个结果。他聘请的当地律师告诉他，“刑期一般是七八年”，但法院的判决是死刑应该立即执行。
受害人的近亲属也聘请了诉讼代理人，并向法庭表示放弃民事赔偿，只想严惩孙。
潍坊中院审理认为，孙因悲观厌世，购买致命伤药物，将致命伤药物给予两个未成年女儿，并伙同丈夫孙自杀，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更是坐立不安。春节前一天凌晨3点，他在网上找到北京一家专门做公益法律援助的律师事务所，按照网上的邮箱发了一封邮件。文字令人困惑，语气近乎恳求。他很快收到回复，对方建议他先找律师申诉，但没有表示愿意受理此案。
2022年2月21日，他带着一堆材料驱车来到北京，与律师签订了委托合同。
2023年10月24日，二审在山东高院开庭。庭审结束一个月后，二审律师再次来到孙位于前朱李村的叔叔家。他的叔叔是孙家族的一员，经营着一家小工厂。前期，孙支付了的住院费和医药费。
孙也在，四五个人围着茶几坐着。这一次，他们希望得到的理解，为孙争取一个机会。
事情发生后，两家的人成了仇人，几乎没有联系。村支书来调解，孙红也丢了脸。
根据孙的说法，她和的恩怨是在2015年结下的。
孙家的南边有五六亩荒地。孙认为已经结婚生子，该地域属于孙和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孙红和她的婆婆不这么认为。为了这块土地，孙与决裂了。此后，孙的院子中央建起了一堵墙，把亲家和孙一家隔开，他们分别从东、西侧门进出。直到2017年5月，孙的父亲去世后，长城才被推倒。
造成我姑姑和嫂子孙家不和的这块荒地的原所有权是村里的集体土地，还是无主？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孙红，但她拒绝沟通。朱莉村的前村支书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首要任务是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做说客。他舅舅坐在茶几头，拿着手机一个个翻找着手机。
村子不大，这两家大家都知道。有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有的接通了。他叔叔还没说完，对方就拒绝了。
从中午到日落，他叔叔答应了一些好处，终于有人接了这份工作。
孙家愿意花钱让孙活着。
三叔，他能支持一部分。孙还说，他可以卖掉自己的车，凑钱。得知此事后，王秀琴也同意用钱换她的命，但家里没有存款，只有她的店和车可以变现。“20多万到30万”就不要了，因为孙还没结婚，还得替他考虑。
2023年11月30日，二审辩护律师会见了孙。律师告诉她，家里正在积极筹钱给她赔偿，可能要100万。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孙，在电话那头哭着说“我给不了”。
两天之内，试图获得理解的努力失败了。
律师为王秀琴做工作，希望她能前来向赔礼道歉，并争取的一封谅解书，也许能救孙一命。
王秀琴同意了，但第二天她反悔了:“一切都是她(孙红)。”
孙红的态度也一度放松。
律师拜访了孙红，孙红的丈夫请律师坐下。孙红显然没有反抗，于是他召集了孙家的几个旁系亲属征求意见。但亲属一到就对律师说:“如果我们不接受赔偿，我们就杀了她(孙)然后把律师赶出去。
在提交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声明中，孙的行为造成了“孙家庭的毁灭！”他们拒绝接受任何赔偿，坚持要立即执行死刑。
孙的家人说，他们和是死敌。
收回自己的供词
2020年6月11日，孙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第一次被民警询问时，她承认了自己买药给孩子吃药的全部事实。
之后三次供述在第一次询问的基础上补充了细节。据她供述，公安机关还找到了压碎药丸的蒜泥。
然而，2020年10月12日，孙被检察院询问时，突然翻供。
她举例说，孙最初是搬煤炉自杀的，而孙是第一个提出取N自杀的。事发当晚，孙陶珍说:“我快好了，吃药吧。”连两个孩子都被孙给喂了药。
询问结束，检察官问她，“你现在说的和你之前跟公安机关说的不一致。为什么？”孙答道:“当时我就想死。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有父母，我只想说出真相。”
结果，在一审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向法庭提出，孙归案后，起初认罪态度较好，但后来思想有所转变。“直到今天，他还在否认作案的所有关键环节，企图逃避责任，没有真心忏悔。”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依法判处孙死刑，从重处罚。
2022年1月28日，潍坊中院继续开庭，法官宣读了一审判决书。法官问她是否上诉，她当时的回答是“不上诉”。
但5天后，她仍在看守所写了一份上诉状，称孙红成为受害者家属是不可接受的。“没有她，什么都不会发生。”
在二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阶段，孙对的供述进行了说明。
她说，在内心深处，她是有罪的。“一直以来，我都不敢承认或者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面对女儿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死去。”
“我一直用自己编造的谎言麻痹自己。谎言说的我信了，信的那么深，被揭穿后就生气了。”她想:“可笑的是，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这已经是上帝最重的惩罚了。”
孙的同事在观众席上回忆说，2019年，她和孙在一家纺织厂一起工作时，她谈到了新闻中的几起母亲带着孩子跳楼或扔进河里的事件。孙当时对表现出了理解。“她说，‘如果不走到这样的死胡同，谁愿意带走你的孩子？’"
孙家的客厅。(南方周末记者陈一凡/图)《忘了我吧》山东省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孙消极厌世，故意非法剥夺其两个亲生女儿的生命，并为其丈夫提供自杀药物，致三人死亡，情节极其严重。
孙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故意杀人的事实，但在一审阶段翻供，二审时认罪悔罪。二审期间虽得到其父母的谅解，但未得到被害人其他近亲属的谅解，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虽然判决是在春节前作出的，但直到2024年3月12日，律师和孙的家人才陆续收到判决书。
之后，案卷将被运往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街9号，提交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
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复核程序，刑事诉讼法没有复核时限，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律师们找出的规律是，裁判文书越慢，改判的几率越高。
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统计了2018年至2020年最高法发布的死刑复核裁定；258名被告中，257人被裁定核准，只有一人未被核准，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到了为这场官司奔波的第四个年头，孙一家已经是精疲力竭。
即使她被减刑为死缓，她也将面临漫长的监狱生活。最现实的问题是，当她有一天走出监狱，父母是否还健在都是未知数，谁来为她养老？
二审宣判前一天晚上，说他想明白一件事。虽然他想救妹妹，但他特别希望她能出来。“不要紧(等她)二三十年。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而放弃父母和自己的家庭。就说点现实的吧，我们也是要活下去的，对吧？”
2024年3月7日，孙在卫戍区看守所比其他人更早得知二审结果。她写了一封信:
“爸，妈，雷(孙的小名)。如你所见，当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在执行死刑的路上了。请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因为此刻，我的内心是平静而坦然的，我甚至恨不得马上去实施，因为我马上就要自由了。
我一点都不怕，真的。我只是为你感到羞耻。长这么大，对我们家没有一点贡献，太可惜了。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我在这里呆了四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条就是凡事不强求。有时候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尽力而为，其余的由上帝安排。
我们应该学会服从上帝的意志。一切都是命，谁都不能靠。在最后的时间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自信。我不比任何人差，我甚至可以比别人更好。够了。我短暂的生命没有白费。
我在这里表现得很好，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服。警官们都说孙是整个监狱里最好的看守。所以听我的，好好生活。千万不要因为没有改判或者(取得)理解就冲动行事。
不要因为我的死而失去理智，也不要因为我而让我的房子不得安宁。
好好生活，忘了我吧！"
(文中、王秀琴、孙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戴子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凡
来源:南方周末
